吕哲浩（Michael Lyu）

华附国际部2020届毕业生，初中毕业于广东实验中学，在19/20海外大学中获美国卡耐基梅隆大学、伊利诺伊大学厄巴纳-香槟分校，英国伦敦大学学院等院校录取

文字 | HFI Y12 吕哲浩

图 | HFI 天宇 / Eric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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我的三年高中生活，说实话，平平无奇，乏善可陈。若是一年一年地誊写，未免太过无趣。不如挑些印象深刻的事情，记录一二，以博诸君一笑。

17年夏天，我回老家乡下避暑。那年的太阳尤为毒辣，晒得我终日窝在家里不敢外出。每天唯一的消遣就是听老人家讲讲祖辈们的故事。然而乡下老人口音极重，我大都听得一头雾水。只能从音调和皱纹的起落里猜个大概。

有一夜我起床小解，在田埂上不经意间抬头，看到满天星斗闪烁。虽说是满天星斗，实际上近代农村污染极严重，也就稀稀拉拉地看到一些。加上那天是十七，月亮大得恼人，一屁股盖住半边天，留给繁星的空位就更少。但不知为何，那晚的夜空始终印在我脑海里，在浅浅的一层土灰里时隐时现，挥之不去。许多年后，我还能在梦中一颗一颗清晰地看到那些星辰的排列。

古人说夜色凉如水，实在是绝妙的比喻。夜幕和繁星的凉意，是深邃、彻骨的。同北风那种生硬的寒意不同，夜空的凉，更像是山中深潭，把人浸没，无处可躲，无可抗拒。只是用眼看着，那寒意就不知道从哪里涌上来，浸透每一寸血肉。 

我躺在田埂上，四下虫鸣层层叠叠地传来，远处隐隐有几点萤火。彼时恰好没风，方才被扬起的尘土还来不及落下，就这么停在空中。我感觉自己像是躺在海底，隔着一层光怪陆离的滤镜看着外面的世界，不知怎么想起家里老人讲的一个故事：

族中有一位长辈，是老革命，一辈子清贫。改革开放后，他远在香港的哥哥邀请他去玩，临走时给他买了诸多新鲜玩意儿。这位长辈非常高兴，坐火车回家的时候一时没忍住，打开包给邻座的人炫耀，后来果不其然，一觉醒来，发现自己被小毛贼摸了个底朝天。

“然后呢？”我问。

“还有什么然后？然后他回家以后越想越憋屈，没几年就过了”。

这个故事粗糙得像现编的寓言。老人讲这个故事的初衷，大概只是因为看到我的一堆华而不实的数码设备。但这个故事本身对我触动极大。在我的想象中，这位先辈总是一个鬼魂的形象：头发稀疏，眼神灰败，身上拖拖拉拉地披着一件军大衣，脚上是开了口的布鞋。他永远驼着背，在一条长廊里游荡，走一步拖一步，口中戚戚地呜咽：“哪个偷了我的东西？哪个偷了我的东西？”他的人生被压缩到了遭劫的那一刻，再也没有过去，没有未来。他曾经是志愿军坦克独立第一团的战士，在马良山炸得美国鬼子屁滚尿流；他也是十里八乡第一等的匠人，老屋里最漂亮的樟木桌子就是出自他手；要是时局稳定，他还可能是个诗人，是个画家，或是个音乐家。但是这些都不会再有人知道。就连他的亲人，只会记得他是那个被小毛贼气死的傻蛋。从此以后，他只是个孤魂野鬼，永远悔恨，永远痛苦。 

我打心底感到一阵寒意，浑身一颤。那是一种纯粹、干净的冷，并不令人痛苦。当寒冷袭来，手脚渐渐不再动弹，尔后心不再跳，血不再涌，像是变了个人，只剩下眼珠和脑子在慢悠悠地转。

村口一声狗叫，北落师门刚从南边的地平线上升起。

后来上学之后，生活就没那么多值得感慨的地方。平时盘算的东西也不过是考试的一点分数，同学借走的几十块钱。几年间，我的绝大多数精力都被用于和自己抗争。我是个很懈怠的人，平时做事从心所欲。有时想一道题能从早到晚，但背诵个把单词却迟迟动不了手。最为痛苦的是，高中主修的洋文，跟中文相去甚远。洋人写作注重逻辑，一板一眼非常严格。某个观点不能只说一次，非得翻来翻去地，从不同角度论证。若是有任何一个概念解释得不细致，老师就会假装看不懂。相比之下，中文写作在形式上就丰富得多。

诸如此类的话我还能再写几页，但现在想想，也无非是给自己的抗拒找借口罢了。我的问题在于，我是个爱空想的人。对所有的事情都非得刨根问底，想出个中道理；于是对于所谓“规矩”就极为抵触。然而规矩就是规矩，任务就是任务，又哪里有谁会来跟你讲道理。我非常崇拜这样一类同学：他们并不想什么道理，也不想什么意义。他们能够完全压制自己的想象而只忠于任务本身，一旦开始工作就能如老僧入定。他们头脑中有一张非常明确的列表，上面一条一条码着什么该做，什么不该做，且他们能坦然地接受这张表的指引。他们能活得轻松，因为所有事情都是确定的，因此没必要胡思乱想，也就不会有什么烦恼。当我还对着课本上一句话苦思冥想的时候，别人已经完成了全部的任务，开始整理复习了。

曾经有一位深谙此道的高手向我传授：“学习应从题目入手，而非概念”。我对此嗤之以鼻。后来慢慢品味，才琢磨出一点其中的韵味：不要提没有答案的问题。我对他的早慧和深度感到由衷地钦佩。我总是希望能找到所有事情背后的道理，找不到就会茶饭不思。因此一些困惑总会突兀地卡在我的脑子里，让我心烦意乱，热血上涌。这就好比一个街头魔术师，在某的口袋里变出了珠宝。某回家后百思不得其解，做梦都在想那串珠宝到底是怎么变到自己兜里的，想不出来就急得抓狂。这是人的天性。但是真正有大智慧的人，从来不会提出这类问题。譬如：这篇文章我是否该按自己的想法来写？老生常谈的命题文章是否有意义？再譬如：为什么某定理非得这样写？都是废话。人就是这样，越是想着要凉快舒适，就越觉得现在燥热难当。要是不想着凉快，也就不觉得热得难熬。

我枉受了好几年的煎熬，才隐约明白一点，现下追悔莫及。 

平时除学习外我的爱好不多。有点时间大多用来弹琴，或研究怎么弹琴。我发现这世界上的吉他手大概分两类，一类有表情，一类没表情。这样的分类其实大有道理：有表情的弹琴时大多面目狰狞，涕泪横流，是身随音动；没表情的则是满脸麻木，目光呆滞，是音随身动。我属于后者。我们麻木派的精髓在于把全部的激情都放在手上，其他所有的事情一概顾不上了。麻木派的技巧有个好处，能让演奏者极度专心，且冷静。弹琴时只能看到手指，听到音符，想到自己弹得如何，同夜空的寒意颇有异曲同工之妙，可谓天人合一，物我两忘。 

高二那年，我跟同学一起拉了个乐队上台演出，演一首自己编的歌。虽说是乐队，可东拼西凑加起来足有七八号人。可能当时觉得人多热闹罢。于是一众人就这么跟乡下嫁大姑娘似的，敲敲打打地上台了。天下戏班子大多都有这样的通病，总觉得往台上一站，那灯这么一闪，底下人这么一叫唤，自己就一定能艳惊全场。于是就这样稀里糊涂地上去了。我一上台发现压根儿听不清自己在弹什么，一下子手脚冰凉，差点儿没脑血栓栓在台上。后来硬着头皮弹下了整首歌，凭手感也知道不尽人意。 

于是又稀里糊涂地下来，几个人把我摊在观众席最后一排的阴影里。我感觉冷。由内而外的冷。在台上没来得及多想，下台了才想起来，清清楚楚地想起来，我刚才弹错了几个地方，是怎么弹错的。不知道为什么，我又想起几年前老屋田埂上那片惨淡的星空，一颗一颗的星在我眼前闪烁（后来再细想也有可能是现场的灯光照得），我从未觉得这股寒意如此地刺骨，如此地痛楚，如此令人窒息。

我不知道摊了多久，又慢慢缓过劲来。此时现场的氛围依然热烈，台前两个大音响震得天花板一下一下地掉灰，侧面的灯光在落灰里来回扫动，简直要把空气都烧穿。台下的人高声嘶吼，上蹿下跳。每个人，每束光，每粒灰，在每一秒，都有自己的位置，杂乱无章也严丝合缝。我的心思慢慢活络起来，像一条快被端上餐桌的鱼，最后一秒从案板上掉了下来，又顺着阴沟游回了大海。此时，光束间的黑暗是最好的保护色，我从人缝里悄悄游进人堆。没人谈论我，没人认出我。永远不会有人知道我差点倒在台上。他们八成已经把我忘了，八成把刚才那首歌也忘了。鼓还是一样敲，灯还是一样闪，台上的人早换了几茬。但那又如何？只要鼓响了，灯亮了，人群就有理由欢乐。

也许就是这个道理。我悄悄对自己说。今晚我来了，我弹了，这就够了，我有理由欢乐。至于其他的那些，又何必那么较真？我感到血液开始流动，一股久违的燥热涌上心头。此时台上乐手鞠躬谢幕，我搂着身边一个陌生人一起欢呼、鼓掌，喊到说不出话来，喊到眼泪鼻涕一起流出来。那一霎那，我突然感觉，也许我再也不会觉得冷了。

从窗口望去，北落师门正在地平线上落下。 

17年看它，我想它前世今生；

18年看它，我想它何去何从；

19年看它，我想它生老病死；

现在看它，我只会因看到而满足。

人嘛，就是这样一点点被改变，被成长。